劉向的學術觀點都是怎么樣的？

劉向(約前77—前6)，男，漢族，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本名更生，字子政，西漢沛縣(現江蘇省沛縣)人，漢成帝時，改名為向，任光祿大夫，校閱經傳諸子詩賦等書籍，撰成《別錄》一書，為中國最早的分類目錄。

劉向的經歷

地節四年(前66年)任輦郎

神爵二年(前60年)既冠，以行修飭擢為諫大夫

建平四年(前58年)任諫大夫

甘露三年(前51年)任郎中給事黃門

甘露三年(前51年)任散騎諫大夫給事中

初元元年(前48年)元帝初即位，以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任宗正，後因反對宦官弘恭、石顯下獄，免為庶人。

建始元年(前32年)成帝即位，以故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領校中《五經》秘書。

陽朔二年(前23年)任中壘校尉，致終，典校工作由其子劉歆續成。

劉向曾奉命領校秘書，所撰《別錄》，為我國最早的圖書公類目錄。治《春秋榖梁傳》。著《九嘆》等辭賦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說苑》、《列女傳》、《戰國策》等書，其著作《五經通義》有清人馬國翰輯本，《山海經》系其與其子劉歆共同編訂。原有文集，已佚，明人輯為《劉中壘集》。

劉向的學術觀點

提倡諸子學說

劉向、劉歆父子是在儒學作為經學而一統天下之後，又重新研究和整理諸子百家的著作與學說並強調從中吸取思想營養以改善儒學的重要人物。

在對《管子》、《晏子》、《韓非子》、《列子》、《鄧析》、《關尹子》、《子華子》以及《戰國策》等著作進行了系統整理的基礎上，認為它們皆有符合儒家經義的地方。例如，劉向說： 《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 ① 荀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 ， 其書比於傳記，可以為法 ②。至於道家，劉向則認為(道家)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兢，合於六經③。除此之外，還在《說苑》、《新序》中直接採用並假借諸子之口來表達自己的政治、學術見解，實際上這也是對諸子學的一種肯定。

劉向、劉歆父子在當時經學獨尊的情況下，大力倡導研究諸子之學，對削弱官方學術思想的統治、解放思想是有積極意義的。

早年的《枕中鴻寶苑秘書》，“書中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響。繼又參與石渠閣的五經講論，濡染於今文經學活動。他後來論歷代興革、國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學者的派頭，以陰陽五行、天人感應作為論證的依據。元帝時，他上封事，論舜及文武周公時的祥瑞和幽厲以後春秋時期的災異而歸結於“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時上封事，論宗周以來大臣操持國柄之危國，借“王氏外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之異，申言“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這表明劉向的歷史觀是神學的歷史觀。他這種思想反映了西漢晚年大權旁落、皇族失勢的悲觀情緒。

神學觀點

《漢書·五行志》保存了劉向《洪範五行傳論》約一百五十二條。其中論災異跟後、妃、君夫人及外戚間的關係的約三十一條，論災異跟君主失勢、國家敗亡間關係的約三十九條。這不只是其政治立場在學術上的反映，這並且是有意地利用陰陽五行學說作政治鬥爭的工具。

《漢書·五行志》也保存了劉歆論《洪範五行傳》的材料，約七十三條，儘管論述的對象基本上都在劉向曾經論述的範圍內但沒有一條的具體論述是跟劉向相同的。

雖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但認為“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可以“劉氏長安，不失社稷”。這就等於說天命還是可以人力為轉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時期。在劉歆的遺文里，就看不到這樣的說法了。依《漢書·律曆志》所保存下來《三統曆譜》的材料來看，歷代的興衰是按著五行相生的順序進行的。按照這樣的順序，王莽以土德繼漢的火德，就應該是當然的。王莽在死到臨頭時就還這樣說：“天生德於予，漢兵有如予何!”

當校訂皇家藏書的時候，卻很少運用這種神學歷史觀，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現了人文主義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