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濬學術方面有哪些研究？

邱濬(1418-1495年)，字仲深，號深庵、玉峰、出生在海南島瓊山，別號海山老人，瓊山府城鎮下田村(又名朱桔里，今名金花村)人，政治家和思想家。

成化十三年(1477)，邱濬遷國子監祭酒。浚在任經筵講官時，萌發了纂寫《大學衍義補》的願望。《大學》原為《禮記》中的一個章節，宋洛閩諸儒特為表彰，漸獨立為書，南宋真德秀徵引經訓，參證史事，旁采先儒之論，復以己意發明之，撰《大學衍義》。邱濬以其書“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齊家之要，而於治國平天下之要闕焉。”於是發願續補其闕，既官祭酒，無政事之勞，於是著手撰述。仿真德秀原書體例，“采輯五經諸史百氏之言，補其闕略，以為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為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嚴武備，曰柔遠方，曰成功化。又於各目之中，分為條件，凡一百十有九，共為書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目錄三卷，總一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所以補德秀前書之闕也。”宋理宗口頭上崇慕道學，而實際上縱情聲色，以致權臣外戚，交煽為奸，真德秀撰《大學衍義》，就是針對理宗虛偽的政治道德，他想通過該書，提醒統治者要正心誠意，不能對聖人之言虛與委蛇，故其書側重強調修身，“而不出乎身家之外”。邱濬以其書所衍之義大而簡，於是在補闕時側重實際政事，邱濬指出了兩書之關係，“其詳其簡，各惟其宜，若合二書言之，前書其體，此書其用也。”邱濬在祭酒任上，專意撰述，閱十年而書成。

孝宗嗣位，邱濬乃表上其書，皇帝獎諭有加，詔謄副本發福建布政使司付書坊刊行。浚乃特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弘治元年，詔修《憲宗實錄》，浚為副總裁官，四年書成，加太子太保。鏇命其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預機務。明代以尚書入閣者自邱濬始。既入閣，邱濬進奏孝宗，表示要選擇《大學衍義補》中可以付諸施行的部分內容，請皇帝省覽。邱濬看到明朝成化以來的各種社會弊病，孝宗嗣位之初曾加以革除，但不久舊弊又循然而生。要統治者振作更始並非易事。丘在奏疏中仔細地作了說明。他說這些主張“非若鄭康成之訓經義泛濫無益也，非是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也”，希望朝廷予以重視。邱濬表示，從前在國子監任職，只能寫書而無法使之施行，現在身在內閣，正是施行《大學衍義補》中治國平天下之策的時候了。邱濬表示要陸續奏進治國方略，請求皇帝審閱後，“賜御札批下，會同內閣一二儒臣斟酌處置，擬為聖旨”，傳命有關衙門執行。孝宗答旨，“卿欲有言，具奏來看”。

邱濬奏進了哪些方略，史無明載，邱濬留下的文集中，亦不詳記載。證之於《大學衍義補》，邱濬所進，大略有帝王仁政、官制、選舉、兵制、土地賦役、鹽法、海運、常平、貨幣等內容。總的看來，邱濬所論，大抵都沒有在明朝的實際政策中產生影響。孝宗時，無論選舉、官制、鹽法、土地賦役都出現了種種弊端，亟待改革，推陳出新。而在各地實際執行的政策中，已經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變化，如官制中內閣之權趨重，選舉中三途畸輕畸重，賦役制度的均徭法，九等戶制的劃分等等。而上述變化在《大學衍義補》中沒有它們應有的位置和應該得到的估價。浚經科舉入仕後徑官翰林，以至入閣，未嘗一歷地方之任，對於北方的黃河流域和商品經濟較為發達的江南均無直接體驗，邱濬的知識限於從書本到書本，至多也不過徵詢於來京的官員，故其所論不免有迂闊而不符合實際的地方。如邱濬的海運之議，受到嘉靖、隆慶時被譽為才臣的萬恭的批評。又如官制之議，邱濬既頌揚太祖罷相以來的體制，卻又要求公孤等官要名副其實地具有責任和義務，這完全背離了明朝的政治現實。至於仿周禮而要求戶部掌教化百姓等論，皆不過以復古為高，殊屬可笑。邱濬奏呈的意見大約皆窒礙難行，故並未對當時的政策發生具體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