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亨陽一生中共有哪些著作？

莊亨陽：(公元1686—1746)字元仲，號復齋，靖南(一作南靖)人。生於清聖祖康熙二十五年，卒於高宗乾隆十一年，年六十一歲。康熙五十七年(公元一七一八年)進士。官至淮徐海道。亨陽著有《元仲集》一卷，《莊氏算學》八卷，《四庫總目》傳於世。莊亨陽與《禁洋私議》。

人物生平

莊亨陽，福建南靖奎洋鎮人。19歲中秀才，26歲中舉人，33歲中進士，殿試二甲第8名。歷任山東萊州濰縣知縣、國子監助教、吏部檢封司主事、漢陽府同知、湖北內監試、徐州府知府、江南按察使分巡淮安、徐州、海州道。莊亨陽不僅為官清廉剛正，恪盡職守，政績顯著，更是清代著名的清官、學者、治水專家，他以學者、科學家的身份享譽海內外。莊亨陽對數學造詣很深，早年研究《九章算術》，後又研究《幾何原本》等西洋數學著作，並根據學以致用的原則把數學知識運用到生產實際上，在任分巡淮徐海道時，就運用自己的數學知識來指導修造河防工程，並把研究結果整理成筆記，編成《河防算術》一書，該書被收入《四庫全書》，名為《莊氏算學》，英國李約瑟博士著《中國科技發展史》、李儼撰《中國算學史》、錢寶瓊寫的《數學史》等著作都高度評價了《莊氏算學》。

莊亨陽所處的時代，正是清政府大力施行海禁政策，閉關鎖國的清朝初期。統治者把福建沿海民眾支持鄭成功抗清鬥爭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對人民出海始終極端疑慮，害怕在自己鞭長莫及的海上結黨聚社，醞釀抗清活動。早在清順治十三年就禁下海貿易，犯禁者不論官民，一律處死，貨物從官，犯人家產賞給告發人，地方文武一律革職，從重治罪，地方保甲不告發，便一律處死。康熙二十三年平定台灣以後，曾有條件地開放海禁，但之後清政府又不斷地下達各種有關海外貿易的禁令，對中國人民出洋經商和外商來華貿易都有種種的防範和限制。康熙皇帝玄燁說：海外如呂宋，噶喇巴(今印尼雅加達)等口岸，多聚漢人，此即“海賊”之根。康熙年間，漳浦人藍鼎元《論海洋彌捕海賊書》中描述了當時情況：“一船下水，必有族鄰鄉保具結，地方官查驗，烙號給予護照牌照，方敢外出貿易。”經過這樣嚴格審查的商船，仍禁止他們攜帶槍炮等自衛武器。中國商船“自度無炮火槍械，不能禦敵，又船多重滯，難以走脫，聞聲落帆，惟恐稍緩，相顧屏息，侯賊登舟捆縶。”清政府還在《大清律》二百二十五章規定：一切官員及軍民人等，如有私自出海經商，或移往外洋海島者，應照交通反叛律處斬立決。僅屬失察者免死，革職永不敘用，獲準外洋貿易的，如留在外國，則將知情同去之人枷號三月，還要行文國外，將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斬。

清政府的海禁政策，給福建沿海的社會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阻礙了商品流通，限制了人口的自然流動，使福建沿海在東南亞的貿易一落千丈。為此，福建沿海人民對清政府的海禁政策進行反抗及抵制，造成某些社會矛盾激化。此時在漳州一帶的士大夫階層中，也湧現了一批主張解除海禁，對外開放的開明人士，如藍鼎元、蔡新、蔡世遠等，莊亨陽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夏五月，閩中督撫大臣奉命巡視海疆，莊亨陽“以職守從”，之后庄亨陽以他的實際見識，在《禁洋私議》中指出了與南洋發展貿易的好處及海禁的弊端：“福建僻在海隅，人滿財乏，惟恃販洋。番銀上以輸正供，下以濟民用。如交留吧(噶喇吧，即今印尼雅加達)，我民興販到彼，多得厚利以歸，以未歸者，或在彼處為甲必丹轉徙貿易，每歲獲利千百不等，寄回贍家。其族戚空手往者，鹹資衣食給本錢為生，多效巨富。故有久而未歸者，利之所存，不能遽舍也，去來自便，人各安其生。自海禁嚴，(下轉第42頁)(上接第40頁)年久不聽歸，於是獲利者既多，徒望故鄉而隕涕者，又有在限內歸，而齎金過多，為官吏垂涎，肆行勒索無所控告者，皆其閉也。夫不聽其歸，不可。若必促使盡歸，令島夷生疑惑，盡逐吾民，則自絕利源，奪民生而虧國計，尤不可也。”

莊亨陽論駁海禁與主張南洋貿易，並批評了一些大臣不恤民情的做法：“又設禁之意，特恐吾民作奸，勾島夷以窺中土，不知交留吧者不過荷蘭一小屬國，去荷蘭尚數千里，相隔千里，相隔既遠，無從生心。又吾民在彼此，貧則仍留，富則思返，懷土顧家，亦無心引彼窺我之事，此皆前任督撫不恤民瘼，張大其說，以見己之留心海邦，而厲階之生，遂至今為梗矣。”

莊亨陽敢於衝破陳規俗律，大膽闡述了解放思想，開放海禁，發展海外貿易的外交理念，此外他還建議在開放的同時加強海關管理。他認為：“為今之計，莫如聽其自便，不給照，不掛號，永馳前禁，令海船得以及時往返，不遭惡風，無覆破之患，此上策。其次於出口時，取具船戶甘結，不得將奸人載回，違者罪之。再則於入口之時，嚴加議察，異服異言不得入港，其年久在限外回者，令自供籍貫，造冊報官存察，到家安插後，陸續取其族長或鄰居甘結，地方官不得藉端矇騙。”莊亨陽的這些主張深得蔡新、方苞等人的支持，並受到朝廷的重視。正是莊亨陽等一批開明的封建士大夫的努力，雍正五年，經福建總督高其卓的奏請，清廷批准恢復對南洋的貿易。

莊亨陽一生博學多才，文理斐然，這一點從他的遺作《秋水堂集》(包括文集6卷、余集1卷、詩集6卷、莊氏算學8卷、曆法問答1卷)即可管窺一斑。從他的遺集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與前清一般讀書人只把精力用在研習八股，為一旦中試可以皓首窮經，鄙視自然科學的封建士大夫不同，他大膽學習西方科學知識，並提出對外開放的思想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他的主張和做法比起鴉片戰爭後魏源等人要早了整整一個世紀。